抚长剑 一扬眉

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 

人类的历史原本是文明战胜野蛮，民主战胜专制，进步取代落后的历史，而满清入关正是历史发展的反动，以下从七个方面探讨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

一、扼杀晚明思想启蒙运动，扼杀资本主义萌芽。强化落后而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

明代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标志着儒家文明内部工商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南一带的到处是资本主义萌芽。各国历史上封建国家都有权对工商业攫取的过多利润加以剥夺。明王朝所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税比率。没有出现汉武帝时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产以佐官府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于这种加税也不能忍受。出现大规模的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几十次，一般规模的几百次。(《儒家文明》)“民变”不同于农民起义，有这类斗争,“平等”、“自由”、“实业兴国”、“保护贸易”等思想就会传播，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就可能发生。

有人说明代没有类似西欧的实现资本主义的条件，那么我们要问了，各国都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确没有英国等最先实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难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吗？比如农奴制的俄罗斯，比如封建色彩浓厚的德国、日本。再比如现代中国是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了社会主义。同是深受儒学影响的华人就曾在南洋建立了“兰芳共和国”，前后存在了100多年。 关键是思想解放，对外交流，有交流就能进步。 英国有议会，而当时的中国民间纷纷结社，民间议政的风气很盛。特别是有先进的思想政治组织“复社”。 而在满清,闭关锁国，严禁结社。 大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好了，一切非政府组织全部取缔了。

明末封建专制制度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特别是宋明理学暴露出扼杀人性的弊端和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冲突。有识之士在各方面都发现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西方的先进优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进，正如同西方社会经历的文艺复兴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启蒙的时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危害，在他们的著作中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光芒在闪耀。黄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专制，打响了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反思和批判。戏曲小说都以市民喜好为标准，反映了市民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广为传播，特别受到明末先进的士大夫的欢迎，他们试图将西方传来的宗教和儒学结合，洋教中国化。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结合，出了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一个“西学集团”。 南明天主教也在宫中传播,后妃们普遍信仰天主教，这必将影响到最高统治集团。西方宗教宣传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传播,也有利于科技引进、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但是满清入关使得思想界断送了儒学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结合产生新型文化的最后机会。

有人说明朝已经腐朽了，从整体看是的，但是从局部看就未必，统治阶级和封建官僚是腐朽的，而民间则是生气勃勃。富庶的江南地区正是新兴力量萌芽，成长，壮大的地区。正如同抗战时期，国民党是腐朽的，领导全民抗战是不利的，但是共产党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只是南明的新生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独立领导全民抗战的能力。正如同法国大革命的前夜，封建王朝腐败吗？社会矛盾激烈吗？这正是国家民族最虚弱涣散的时候， 是希望再来一次蛮族入侵，还是来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呢？在19世纪 日 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维新”运动，就一跃成为世界列强，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早200年的明末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不能带来更好的局面。 但是满清用铁血摧残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倒退。物质文化大规模毁灭，之后大兴文字狱，理学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强化了这种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和制度，如同西方蛮族入侵后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把中国带入了黑暗。

二、生产力相对停滞,军事装备、科学技术大幅度倒退。

现在某些人极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实大多是对明末的恢复性增长。满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基本是不变的，地丁 3000万，耗羡 460万，以及其他共计4800万两白银，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 顺治十六年（1659）中国耕地总数是五百四十九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长到六百八十三万,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万。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万，而明末崇祯时就有田七百八十三万（翦伯赞），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可见康雍乾生产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产规模。最高的是嘉庆十七年为七百九十一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七、八万顷，以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万。封建经济在停滞中（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767页）。

生产总水平不提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量的人口呢，原因在于明末徐光启等人大力引进提倡番薯等，这种作物产量巨大。明末还在农业上引进了三季稻和玉米等作物，提高了粮食产量。这些农业作物的推广，从此中国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说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而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到了17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但是到了清，政府严禁采矿，冶金业从此衰落。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清朝由于闭关锁国在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远远低于明代。

明朝的知识分子心胸是开放的，海上军事力量很强大，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李约瑟.当时袁崇焕在宁远城头毙伤后金的红夷大炮就是来自葡萄牙。明代的火器装备已经很先进了,明末军营营一级编制里除了1000人为骑射外，其余都是火器手。每一营（5000人）用霹雳炮3600杆，大连珠炮200杆，手把铳400杆，盏口160位。这是何等现代化的装备啊。随着明王朝的彻底灭亡，经过康雍乾三世之后。先进的火器武装技术被满清埋葬了，到鸦片战争时，手持大刀长矛的清兵对火器已经陌生了。

满清以骑射得天下，对火器和近代军工抱着本能的恐惧和敌视态度，生怕威胁自己的统治。清军把“雅克萨战争”中缴获的俄军扳机击发式火绳枪样品献给康熙时，康熙竞然以不得中断前人所授的弓箭长矛传统理由，仅留下二支用作自己把玩，而令清军禁止使用此种新式火枪。骑射虽然能在明末还占优势，但经过200年火器的发展，骑射最终被淘汰,中国人不用还有洋人用。阻碍先进技术的恶果是最终得到恶报。 西方国家与 日 本求新，求变，对新生事物的渴求，与满清保守，不思变革，对新生事物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种下了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几近亡国灭种的祸根。

三、从晚明的对外开放、交流、引进到满清的闭关锁国，对外交流终止。

在“五 四 运动”时，中国人终于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明末。说说“赛先生”.明比清有多得多的大科学家，明末科学家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在我国科学技术史，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总结了中国古代所有的科学技术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正说明了明末思想界、文化界、生产力的勃勃生机。非但如此，明末士大夫对西方科学是非常欢迎的。大科学家徐光启受教于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翻译了《几何原本》.一个是亚利士多德的《逻辑学》，一个是《几何原本》，这就是西方科学的基础，是理解科学范式的根本。没有这些，知识只能是个人经验，人们建立不了科学最基本的概念。知识和经验就无法传播。而中国发明的“技术”只能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口传心授,成为独门绝技，传世和发展都很难。除《几何原本》之外，数学方面还有《乾坤体义》，物理学《奇器图说》、《远镜说》，地理学《万国舆图》，哲学《西学凡》，逻辑学《名理探》，明末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和哲学正系统地引进，西方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带来七千部书，教皇也捐献了500多。 有大量数学和天文学、科学等内容。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其文化、科技的引进深度、广度不亚于清末，而朝廷、官吏和知识分子却比晚清积极得多，受干扰也少得多。崇祯十二年，天主教传教士毕方济直接向崇祯皇帝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一、改历法，二、辨矿脉，三、通西商，四、购西铳 。崇祯皇帝先后准奏。可惜明亡得太早，没有起到作用。 

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是相形见绌。”

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 6 4 4年 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梁启超论清学史》)。 

清初的大屠杀以及后来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彻底中断了这一进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失去活力和交流。战战兢兢从事考据。从此远离科学，科学家绝迹了。大批科技成果和科技著作失传，被翻译成英国，俄国，德国，日本多种文字，在世界科技史占一席之地的《天工开物》在中国绝迹，明末传教士带来的大批西方科技文化著作再难面世。

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但是他们所起的作用和明代大为不同，明代传教士输入宗教和科学，科学书籍并不比宗教少，因为明代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而清代传教士极少谈到科学（只讲些天文历法），这是因为汉人在满人高压下，在禁海闭关政策影响下，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象明末那样顺利发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653页） 《几何原本》再受知识界重视是到了清末，李善兰再次翻译了《几何原本》并完成后九章的翻译。而徐翻译的《几何原本》却传到了 日 本，对 日 本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试想如果在明末上层知识分子推动下，以其敏锐和威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能早200年实现。中国人会以和平健康的心态引进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理论乃至民主制度。中国绝不会在近代因为“技不如人”而在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 ，在近代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

据鼓吹满清的阎崇年讲清朝因为保守和自大先后失去八次对外交流，睁眼看世界的机会。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当马戛尔尼来访并建议中国对西方商业开放，乾隆给出清楚的回答：“大清王朝只关心本国事物的恰当实施，不屑于奇技淫巧之事，也不关心精巧的商品，我们不需要你们国家的制造品”。从顺治、康熙开始的禁海令、迁界令到驱赶外国传教士同样都是闭关锁国的举措。康熙四十六年 禁止各地天主教传教，教士退回澳门，外人不得留驻内地。 满清规定:“州县官失察西洋人过境，但并未逗留，降一级留任，府官罚俸六个月”，一个地方发现洋人，全省官员都受处分。 满清对于限制洋商也有一套办法，规定澳门洋人船不许超过25只，出海不得带中国人，出海还不许带除做饭以外的铁锅等等。满清是害怕外国人和中国人接触助长他们对满清统治民族压迫的不满，所以对于洋人是严格限制行动和居留的(中国通史简编781页) 。

马克思指出：推动这个王朝实行这种政策（闭关锁国）的更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马恩全集第九卷115页）如此还有中外文化、科技、商品交流吗？ 世界在飞速发展而中国却在原地踏步。甚至到了清末连撮尔小国 日 本都能变法维新打败满清，而满清却一次次的丧失了维新图强的勇气和机遇。从清初一直到清末，满清贵族集团始终顽固不化，冥顽不灵，一次次的拒绝开放 ,马克思当年评价中国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四、中华民族由先进、文明的民族堕落为落后、愚昧、半开化的民族，中国沦为名副其实的“衰世”

传教士沙勿略在传教 日 本时，发现 日 本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时，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他们常说：“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知道它并接受它。”这就是明末中国的精神文化影响力。而清末“东亚病夫”的恶名传遍世界。全世界都在嘲笑中国人丑陋的辫子，被笑骂作“猪尾巴”，中国人被看成野蛮人。中国人何罪？要蒙受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羞辱！

满清搞文字狱之类的愚民，弱民统治，后果是严重的， 以下以农民起义为例说明其恶果。

我们看到历来先进开放的封建国家，利用宗教迷信发动农民起义是少之又少，比如唐、宋、明。明末虽然剥削沉重，但是明代人并不愚昧，起义虽然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但是没有利用宗教迷信搞农民起义,因为这根本就没有社会基础。而满清就不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铁血统治。中国人从一生下就被迫拖上一根辫子。从精神上阉割掉了斗争精神。文网密布，空气是窒息的，愚民是空前的。人们普遍愚昧、麻木、懦弱。要反抗只能用宗教迷信这类鸦片来刺激中国人麻木的神经。从清中后期起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都带由宗教和极端迷信的特点。白莲教、天理教、回民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莫不如此。 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是利用所谓“拜上帝会”发动起来的。洪秀全利用宗教（也有人说是邪 教）成功组织了农民起义。但是利用宗教迷信这种东西并不适合建立稳固的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也是它，败也是它。洪秀全完全沉迷于此，国政日非，最终落得害人害己，国破家亡的下场。 义和团虽然有反帝爱国运动的内容，但是却是满清社会封建、愚昧、迷信、封闭、保守的一次大暴露。义和团群众拆毁铁路，路杆。迷信什么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竟有多人跑到袁世凯那里用身体试试枪弹的厉害，死不悔悟。虽数十万之众，但是用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与八国联军的长枪大炮对阵。 这种试图以落后、保守、愚昧，对抗现代文明，拒绝一切西方文明的传入，其失败也在所难免。

民既如此，官又如何？鸦片战争中，战功卓著，名将参赞大臣扬芳见到英军炮火厉害，竟然想出了一条奇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木筏之上，抵抗英军进攻。当然败得很惨。时人嘲讽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他是怎样看世界的呢？道光20年8月初4，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奏折写道：“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连这个清末站在我们民族最前沿的人都闹如此笑话，其他人可想而知。

这一点也不奇怪, 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在《古史钩沈论》中说：“ 昔者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夷，一旦责有气之臣，不亦暮乎！”，哪里还有有气之臣呢？都被训练成奴才了。愚民弱民统治的结果是满清自己也被愚弄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商，衢巷无才偷，市无才驵， 薮泽无才盗”。以如此愚昧、昏昏噩噩的满清政权如何能抵御得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呢？龚自珍认为这是典型的“衰世”。

再来看看外来的旁观者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们眼中“康乾盛世”是怎么回事，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发明火药的民族竟一见放空炮就吓得魂不附体，令人不可置否”。在天朝皇帝和文人们的盛世颂歌震天响的时候，他却认为满清是衰败之世，没落之世，毫不留情地指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被当成野蛮民族的另一项恶果是：中国人被野蛮人屠杀得不到世界同情，被“文明人”屠杀还是得不到世界同情。 

五、民族压迫深重，在某些方面是封建制向奴隶制的倒退。

胡锦涛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 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人类总是不断探寻社会进步的规律，不断把人类文明推向更高水平。但是，总有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势力不惜以极端野蛮的方式向人类文明挑战，对其他民族进行侵略、掠夺、杀戮、奴役。

而满清为了强化其统治,野蛮推行“薙发令”、“留人法”，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杀尽了中国人的尊严，满清在各地都留下了血腥的屠城记录，甚至实行过种族灭绝，发生大规模屠城和大屠杀的省份先后有辽宁、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福建、新疆，把中国几乎所有省分都屠戮一遍 。其残酷程度不亚于蒙元。满清如此残酷屠杀，从努尔哈赤屠杀辽东汉人到康熙平定三藩，屠杀政策历时将近一个世纪，空前绝后。按过去和现在的标准都是反人类罪。有什么罪行可比这种罪恶更大，有什么功劳可以抵消这样的暴行。

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人记录下这段话：“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 镇 压 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 实行 统 治，种族 隔 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 京 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满清入关后除了非常沉重的民族压迫外，还带来了奴隶制的残余，满清旗人还跑马圈地，把战争中掠夺的人民和被圈地农民强制为奴。在清代，旗人犯罪罪减一等，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 如果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投充为奴后，“一家老少尽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给任何代价，甚至连农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奸淫霸占，显然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奴主关系”（《翦伯赞历史论文集》 256页）。据《东华录》、《十朝圣训》记载，八旗贵族还时常在京城内劫掠霸占民女，攘夺汉人土地房舍，蹂躏汉人坟墓，鞭打汉人长官，种种暴行层见叠出，习以为常。

胡锦涛主席说：“一切通过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实现本国利益的行为，一切把本民族利益凌驾于其他民族利益之上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都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都不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此可见，满清265年是对先进生产力的最大破坏和阻碍，是对先进文化的发展的最大毁灭。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是对中国人的犯罪，满清统治是对中国人的奴役。满清值得称颂吗？

六、满清中后期繁衍出一代历史上最腐朽、颓废、无能的一群贵族，这就是有名的“八旗子弟”。

在政治上八旗子弟以“保大清不保中国”心态,把自己的利益始终放在中国利益的对立面上,先后八次反侵略战争没有一次坚决斗争到底的,总是以投降妥协为终结，这是造成一次次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闭关锁国、近代落后，几次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令人惊奇的是，由于满清的割地赔款和鸦片贸易 ，作为满清核心力量－八旗子弟在清末的丧权辱国赔银子的不平等条约中，竟然还能得到实惠，发了国难财。道光15年到19年由于鸦片流入，平均每年流出白银3000万两。一两银子嘉庆为700文， 道光时期银子换到2000文。而八旗子弟的饷银是不会少的，家里的银子升值了，八旗生活水平反而上升了。而对于普通老百姓，地丁税收是要收银子的。所以这场民族灾难的恶果直接转嫁到了没有银子，只有铜钱的普通贫困的中国人头上。

七、由上述分析我们再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看宋、元、明、清

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从来就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分别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型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资本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以及代表资本主义的政治利益集团。元和宋那是没法比的，评论元代就没人提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清和明比呢？就拿1840年前没有遭遇帝国主义入侵前的清和明万历年比较，新型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这点暂时承认明清基本等同。可是意识形态呢？一个是文字狱结束后的鸦雀无声、万马齐喑，闭关锁国。一个是思想活跃，到处结社、出现了东林党、以及后来的复社，民间结社议政很盛，是一个批判宋明理学大思想家迭出的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科技和文明。代表市民文化的作品层出不穷。 再看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政治力量，一个是死气沉沉，没有结社、集 会 ，没有进步阶级的利益集团。一个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市民利益集团手工业者和明朝封建制度开始激烈斗争了，在苏州和湖北就有工人爆发了抗 议 和暴动，牺牲者还赢得知识分子的赞扬。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就是对此记载和歌颂。 

如果满清王朝正常发展，没有遭遇帝国主义入侵， 按满清这种社会状态能否发展到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程度也大可怀疑。清代的劣势还在于有代表最封建、最落后、最保守的八旗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对任何改革都是坚决的阻碍，八旗子弟不经产、不经商也瞧不起工商业者同民族资产阶级势同水火。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最顽固强大的阻碍力量。 如果按王朝兴亡规律，二百年左右就会出现农民起义，王朝颠覆。对比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哪一个更开明更先进呢？满清残酷统治下，人民麻木愚昧，粗浅的愚教流行，太平天国即便成功，那种不合时代、社会的宗教思想也很难促使社会发展进步，需要彻底改造。义和团更不用说了，对现代文明抱着敌视的态度。

可见蛮族入侵乃至统一对于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破坏作用，历经多年都无法恢复。这不是倒退吗?

有人辩解说历史是前进的，不会倒退的。这并不确切，“历史是前进的”是从总的趋势上说的，历史本来就是有曲折的。有前进也有曲折，有曲折就有倒退。资产阶级革命就反复经历了数百年才最终战胜了封建专制制度，法国大革命后还有80年的封建复辟。 今天世界上还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来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回到资本主义，这是不是曲折呢？

所以说满清入关是历史的倒退，不是根据一时一事，而是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全面对比满清和明末的实际状况得出的结论。特别是满清遏制了明末以来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好机会，这是令人痛心的。

“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并非新观点，从“辛亥革命”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一直是史学界主流观点，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著作中不难看出。恩格斯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地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到了八十年代，买办势力开始崛起，掀起民族虚无主义的浪潮,纵容民族分裂势力并助长了某些少数民族精英的民族优越感、虚荣心。买办没有祖国，没有民族自尊心，买办痛恨民族主义。从谭其骧推出“版图中国论”到葛剑雄鼓吹“分裂有利论”，再到余秋雨歪曲历史发表什么《一个王朝的背影》。戴逸在中央地方办的培训班里大肆讴歌“康乾盛世”，中央台播放所谓正剧,康熙、雍正、乾隆成了英明领袖，还要再活五百年，再活五百年怎样？是不是就可以镇压“辛亥革命”了？而岳飞、文天祥的英雄故事却成了影视剧、文艺作品的空白。

最后教育部要抹煞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马大正等编写清史的提出“满清入关正义论”，越来越猖狂。学术界，文艺界相互配合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闹剧。一旦有人批判就拿起“民族团结”和“大汉族主义”帽子当挡箭牌 

令人欣慰的是中央的政策正在调整，中国绝不会沦为买办的中国。人类文明的进程和成果是不容破坏的！人类和平进步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一切邪恶、黑暗、反动的势力终将被历史洪流席卷而去！

树立“文化中国”新史观

文史界现在出了一批新类“汉奸”,发表了很多“歪理邪说”,实在有列举痛批的必要。

“统一神圣论”。他们不懂“一切事物要按照时间地点而转移”的观点，简单地认为只要是统一了，就是进步的，正义的。这是庸俗的“成王败寇”观点的继承。我们说分裂割据并不一定退步，也存在着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时期，有名的“百家争鸣”就在春秋战国时期， 希腊文明就是城邦国家产生的，统一是不是进步合理要看是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满足了人民的愿望。

当时的蒙元，满清入侵中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如此空前惨烈地屠杀，如此野蛮的民族压迫，这种“统一”更确切的说是征服，绝不是人民的愿望。

可笑的是持“统一神圣论”者往往陷入自身的逻辑矛盾中，比如他们既然支持清兵入关，说这是统一的战争，却认为明对后金这种反割据、反分裂的战争不具有正义性。顶多是两个并立政权的战争。 

其二 对于蒙元对中亚的征服和屠杀，这伙历史学家还是持严厉批判态度的，这样一来，竟然就得出了“屠杀外国人有罪，屠杀中国人有理”的荒谬结论。这种民族自虐现象能给国人带来是自卑还是自信？世界又如何看待中国人呢？

其三 这种成亡败寇的历史观，其荒谬还在于以结果论是非。于是失败的征服就不被看作正义。而成功的征服则被看作统一而正义。于是他们反对岳飞的民族英雄地位后，还不得不承认南宋对金的抵抗是正义的。

“奴隶制、封建制等同论”

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前实行的是奴隶制。杀入中原后，烧杀掠夺，野蛮屠城,搞得千里无人烟, 某些“文史学家”把这种情况等同于中原割据政权的战争,荒谬地认为是战争总会有杀戮。我们说这是不同的，封建割据政权也有杀人，屠城的情况，但是少，而且是特例。因为封建政权建立在大量农业人口为之生产服务基础上的。 “民为邦本”,总体上要爱惜百姓，如此恶行是属于严重的“无道”。 要“有道伐无道”,要“吊民伐罪”,要“替天行道”。 屠杀被看成重罪，白起临死前问自己是否有罪，马上就想到并说出当年屠杀赵国四十万战俘的罪过，白起毕竟屠杀的是军人和蒙满滥杀百姓还是有本质的不同。 这些忏悔对于以杀掠成性的蒙，满将领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是把屠杀看成荣誉。屠杀既多又狠。成吉思汗在西征归来的途中教育后代时说“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著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 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某些历史学家对此冷漠地说：“不能以今天的道德评价古人”。的确，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道德标准，问题是蒙元时期人类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而这伙历史学家对蒙元统治者的的道德评价却降低到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部落仇杀的道德水准上。

奴隶制战争的另一特征是掠夺人口当奴隶，跑马圈地圈奴。这点和历代封建王朝的统一战争也是有本质的区别。汉武帝对匈奴投降者采用优待政策“胡降者数万人，皆得赏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以澹之”。唐代有禁止掠夺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新罗人为奴婢的禁令。在和平时期，元代，蒙古人杀了汉人只要赔一头驴子的价钱即可。在清代，旗人犯罪罪减一等，汉人犯罪如果判五年，旗人只要枷号三天就能释放。 如果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投充为奴后，“一家老少尽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给任何代价，甚至连农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奸淫霸占，显然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奴主关系”（《翦伯赞历史论文集》 256页），陶南村《辍耕录》卷十七记载：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妇，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刑律，欧死驱口比常人减死一等，仗一百七，所以视奴婢与马牛无异。而在汉朝，如果主人杀了奴婢，就会重判“弃市”。连王莽之子也被迫自杀。可见蒙,满入侵不光是沉重民族的压迫还是封建制向奴隶制的倒退。奴隶制和封建制既然有如此的不同，抗金、抗蒙、抗清战争的正义性质还用怀疑吗？ 

“汉民族虚无论”

不错从部落到民族，起源之初都存在着腥风血雨，华夏民族也不例外。 然而华夏－汉民族先进性就表现在率先进入到文明社会，摆脱了那种野蛮岁月。 如果认为古代中国汉民族和野蛮民族一样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他们极力把汉民族虚无化，大家都是野蛮人，杀来杀去就无所谓你错我错了。 有一种论调是所谓民族血统论，说汉民族血缘来源不纯，组成复杂，所以他们说汉族不能称为民族，所以不存在民族压迫， 这是可笑的。 如果说民族只以血缘划分，那么最不纯的是游牧民族，成吉思汉的祖先是黄发蓝眼的中亚人，满族是由满、蒙、汉三个民族组成的，所以我们说民族的认同主要在文化，在生活习惯上。 历朝历代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在进入过程就是在汉化也就是文明化的过程中。经过几十年上百年早就在文化，生活习惯上，心理上与汉认同。被称为汉族也是理所应当的。某些少数民族 精 英 由于本民族已经被汉族同化了，丧失其原来的民族特点，特别热衷于搞民族血统论，认为血缘才是民族本质特征，甚至是唯一特点。用这种标准就可割裂开古代汉人和当代汉人的民族历史渊源。 他们极力要做的是在强化本民族民族意识的同时，淡化汉民族的民族意识，搞变相的种族主义，而某些“历史学家”成了可耻的帮凶。 

同化还是融合？ 对于融入汉族的古代各少数民族，史学界通称为民族融合，这还是站在血缘角度看问题。这点历史学家翦伯赞有正确的看法，他说：“融合是几个民族在共同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上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既非甲民族又非乙民族而是一个从来没有的新民族。同化是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使小的生产力低的部族或民族在它的影响下，消失自己的民族特点，变成大民族的一部分。因此在同化过程中大民族越变越大，小的部族或民族就越变越小，最后变得没有了。历史上汉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大凡游牧民族都有以下特点：擅长骑射，不知礼义，食畜肉，衣皮革，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取其妻妻之。不论是当初的匈奴，鲜卑还是后来的蒙古，女真都有这个特点，那些游牧民族融入汉族后，这些特点是不是连同他们的语言一起消失了呢？而以后的汉族是否结合了他们的这些民族特点呢？显然这是明显的民族同化，而非融合。

对于民族同化翦伯赞有如下看法：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同化虽然大半带有程度不同的强制性，但仍然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而女真人及满清却实行逆向同化：比如清初推行的“薙发令”剃发变服，金世宗强制汉人学女真文，陆游诗中有：“舞女不记宣和装，庐儿尽能女真语”。

翦伯赞说满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受到落后的民族主义的偏见，闭关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还想挣脱文明的诱惑并力图保存那些对于他们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民族特点。例如女真统治者屡次下令禁止女真人用汉姓，禁止女真人学汉人装束，清朝统治者反对满汉通婚，八旗和汉人杂居。禁止满洲人经商务农。封锁东北不准汉人开垦。甚至实行逆向同化，这种种措施是对文明的抗拒。用恩格斯的话是“对历史发展潮流的反抗”，“是愚昧对教养、野蛮对文明的反抗””。

翦伯赞还说：“必须承认汉族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主导作用，承认这一事实并不违背民族平等的原则,因为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民族特权而是先进的生产方法。先进的民族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大，落后的部族或民族起的作用小。

在中国历史上，汉民族一贯处于先进地位。不论在经济开发和文化艺术创造中，或者在反对外族敌人的斗争中，汉族都起着主导作用；这是历史事实”。

所以否认汉族的主体地位，故意漠视汉族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占据的先进地位是那些文史学家的通病，就有了“中国不是汉族一家的，不能站在汉族角度看问题”等等奇谈怪论。

“蒙，满入侵中原，是蒙满对汉族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

这点也是荒谬的，首先蒙，满入主中原前，就根本没有认同过是中华民族一分子，不承认满洲对明朝有隶属关系，“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 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之君入承大统”（《大义觉迷录》） 。蒙古甚至在元末都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怎么是两个兄弟民族呢。兄弟民族是现在的民族关系决不应该强加到古代。蒙、满统一中国也不同于秦灭六国，大家知道秦和六国都是华夏文明的组成，到秦汉时期华夏文明的新形式－汉文明终于成熟了，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族，汉民族出现了。而蒙，满就不同了，它们是以闯入文明的野蛮民族面目出现的，根本和秦无类比性。

另外这类民族战争也不是蒙汉或者满（女真）汉之间的民族战争， 满清入关强迫薙发的也不仅仅是汉族，中国境内的包括回以及边疆少数民族都不得不薙发。蒙古入侵时他们把中原所有民族，人民都统称为“汉人”划归三等人，把南方(南宋)境内所有民族人民都统称为“南人”划为四等人。这些人民都是他们征服和统治的对象，实行同样的民族高压，民族歧视政策。所以这种民族战争绝对不是蒙汉或者满汉民族之争，他们也决不是什么兄弟民族，而是这两个入侵民族对整体中华民族的战争。然而这种性质却是某些“文史学家”要故意混淆的，把现在的民族关系强加到古代。在他们看来岳飞，文天祥只能代表汉族，而不能代表整体的中华民族，岳飞，文天祥不能称为民族英雄，最多也仅仅是汉民族的民族英雄。 一旦有人对“蒙满统一”有异议，他们就准备好了“大汉族主义的帽子”给你重重扣上，这顶帽子是当前的中国谁也惹不起的。

蒙满入主中原，当时人们的感受就如同当年的日 本 入侵中国，“身同此受，心必戚焉”这点是这些历史学家无法理清的死结。所以他们特别强调血缘关系，极力主张汉族血统融合论，想说明现在的汉族和当时的汉族是两个民族，现在的中国人不是当时的中国人， 从民族情感上把这割裂开。从民族文化上割裂开。鼓吹我们不是当时的宋人、明人，不要站在宋人、明人角度看问题，搞汉民族虚无论。这是可恨的,如果真要是割裂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我们是有五千年文明传承史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呢？如果按他们的逻辑推理抗战，我们就很难得出抗战正义的结论，接下去给汉奸汪精卫 平 反也就顺理成章了。

“反对蒙元和满清入主中原就是汉族正统论，是大汉族主义”

某些历史学家考证出唐太宗李世民是鲜卑人。以此来说明唐不是汉家天下，从而论证蒙元，满清少数民族执政的合情合理。这也是可笑的。

汉族以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并不反对少数民族人士甚至非本国主体民族人士来执政，但是应该有三个条件。他要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他应该是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不应该实行屠杀，掠夺，强行薙发，以侵略者，征服者的面目出现。比如拿破仑就是科西嘉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是德国人。他们执政期间都是所在国大发展，强盛时期，给所在国各民族带来莫大的荣誉和利益。关键是他们代表了全体国民的利益